首个被叫停的AI外资收购案，为什么是Manus

编辑：胡展嘉

2026 年 4 月 27 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的网站上挂出一份公告：Meta 收购 Manus 母公司蝴蝶效应的交易被禁止，要求“撤销交易”。

Manus 官网首页至今仍写着一行字——“Manus 现已成为 Meta 的一部分”。这句曾经用来炫耀身份的金字招牌，此刻读起来像一个冷笑话。

八个月前，这家公司还头顶“全球首款通用 AI 智能体”的光环；四个月前，扎克伯格亲手奉上超过 20 亿美元的对价；而现在，这笔号称 Meta 史上第三大并购案的交易，变成了一张法律意义上的废纸。

创始人肖弘今年才三十出头，圈内人叫他“小红”。从武汉光谷一间免租办公室里啃东北菜的日子，到硅谷最热门的风投排队敲门，再到今天收购被叫停——这四个月的经历，大概够他后半辈子慢慢消化。

肖弘是华中科技大学出来的，公司总部就设在光谷，离母校只隔一条马路。

2015 年毕业那年，他创办了“夜莺科技”，做微信生态里的效率工具，壹伴助手、微伴助手，后来都卖了。2022 年，他在北京注册了蝴蝶效应公司，核心产品叫 Monica——一个浏览器上的 AI 插件，主打海外用户。那时候国内大模型创业正热，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义千问你方唱罢我登场，Monica 这种“套壳”产品根本没人多看一眼。

“套壳”是个带点嘲讽的词。Manus 从不掩饰自己的技术底色——它不是自研大模型，而是混合调度 Gemini、ChatGPT、Claude、Qwen 等各家主流模型。有人质疑，肖弘回得很干脆：“壳有壳的用处。”

这话后来成了某种预言。

2025 年 3 月 6 日，Manus 在 X 上正式发布，贴的标签是“全球首款通用 AI 智能体”。演示视频 20 小时观看破 20 万次，邀请码在二手平台被炒到 5 万、10 万，候补名单到 3 月底突破了 260 万人。武汉方面给它免租办公室、专项资金、财政贴息，还认证了个“翘楚”。有国资投资人士事后回忆：“做 AI 应用在武汉挺吃惊，一般很少看这类公司。”

钱也来了。

2023 年真格基金种子轮，估值约 1400 万美元；2024 年 11 月 A 轮，红杉中国、腾讯入局，估值涨到 8500 万美元。王慧文也出现在了股东名单里。肖弘开始频繁出现在媒体上，会提及自己在西湖边读《长日将尽》的细节——模仿贝索斯——也会回忆大学时代赚的钱“足够天天请同学吃东北菜”。

他有一句很出圈的话：“今天的中国创业者就应该更激进地全球化。”另一句更野心勃勃：“如果我们希望 Manus 长期存在，只有一个可能性——成为世界级的公司。”

那时候的肖弘大概觉得，一切都在按他的想法走。

转折来得比任何人都快。

天眼查融资信息显示，2025 年 4 月，硅谷顶级风投 Benchmark 领投 7500 万美元 B 轮，Manus 估值逼近 5 亿美元。Benchmark 是谁？投过 Uber、Twitter、Snapchat 的那家。这笔钱的分量，远不只是数字本身。

但 Benchmark 的钱附带了一个几乎所有媒体都忽略了的脚注：它让 Manus 落入了美国政府新设的一项审查机制——Reverse CFIUS，也就是“反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式名称是美国对外投资安全计划。2025 年 1 月才刚刚生效，瞄准的就是美国资本投资中国敏感技术领域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换句话说，美国人在建一堵墙，不让自己的钱流向他们认为危险的中国技术。

审查像一道闸门轰然落下。多家美国风投因为担心卷入监管审查，直接退出了后续融资谈判。更麻烦的是，Manus 的产品逻辑高度依赖闭源 SOTA 模型——Gemini、ChatGPT、Claude，全是美国公司的核心资产。拒绝美国资本，在某种意义上等于产品自杀；接受美国资本，又意味着把自己送进另一套监管视野。这个两难没有正确答案，只有更少的错。

一位 Manus 前员工后来在 X 上发文，语气里还能感受到当时的窒息感：“那次问询几乎把 Manus 逼上绝路。”

去年五月，三位联合创始人飞往新加坡。去年六月，官宣总部迁至新加坡，运营主体变更为 Butterfly Effect Pte. Ltd.，同步在旧金山和东京设办公室。国内 120 人的团队，裁到只剩约 40 人迁往新加坡，80 人被裁掉。中文社交媒体清空得像是从来不曾存在过，官网屏蔽中国IP，输入国内地址只会看到一片空白。

与阿里 Qwen 的战略合作，自然也不了了之。那份合作曾经被视为 Manus“国产化”的重要背书——毕竟它高度依赖外部模型，与国内大模型厂商绑定是一步好棋。但现在，这张牌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在创投圈里有了一个不好听的名字：“Singapore washing”，新加坡洗澡。说穿了，就是把在中国积累的核心产品、团队、工程能力，裹上一层海外注册地的包装纸，然后再卖给美国巨头完成资本套现。

那位前员工的评价更尖锐：“Manus 形成了非常坏的示范作用，一大批公司蜂拥跑去新加坡注册公司。”

2025 年 12 月中旬，Meta 的人找上门来。

扎克伯格亲自操盘，谈判只用了十余天就闪电敲定。这笔交易的对价超过 20 亿美元，仅次于 Meta 历史上 190 亿美元收购 WhatsApp 和对 Scale AI 的投资，是公司史上第三大并购案。

据说扎克伯格和 Meta 多位高管都是 Manus 的长期用户。肖弘将出任 Meta 副总裁。交易结构上，双方设计了一种硅谷近年流行的“人才收购”变体。不买业务，不买断知识产权，也不消灭被收购公司的法律主体。媒体后来给这种打法起了个名字叫“三不”。Meta 发言人 Andy Stone 明确表态：交易完成后，Manus 将不再有任何中国所有权利益。

看起来挑不出毛病。但就像一位律师后来分析的，“实质重于形式”——你穿什么马甲不重要，你身体里流的是什么血才重要。

2025 年 12 月 30 日，Meta 官宣收购。八天后，2026 年 1 月 8 日，中国商务部表态，启动评估调查。3 月，国家发改委约谈双方高管。4 月 27 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正式发布禁令。

这是中国 2021 年实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以来，首个被公开叫停的 AI 领域外资收购案。

那么，为什么是 Manus？

这次叫停有多重？得回头看历史才量得出来。

2005 年，美国私募巨头凯雷集团拟收购徐工集团，从谈判到破裂延绵数年。那场拉锯战直接催生了中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雏形，2006 年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第 10 号令，算是给外资并购安上了第一道闸门。此后二十多年里，真正被公开叫停的交易屈指可数——制度有了，但很少真的按下核按钮。

另一个常被提起的参照是闻泰科技收购安世半导体的案例，技术与控制权的博弈在半导体领域反复上演。而美国那边，CFIUS 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的闹剧至今仍在各种法律程序里打转，更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消耗战。

但 Manus 案有所不同，而且不同在关键处。

凯雷-徐工案发生在制度创立初期，规则本身还在试探边界；TikTok 案是在美国主场打，中国更多是被动应对。Manus 案是中国第一次在 AI 领域、在自己的制度框架内、对一家已经完成官宣交割的跨境交易，亮出“撤销”二字。交易去年 12 月就落地了，四个月后禁令才最终发出——监管不赶时间，它在等一个足够完整的证据链条，也在等一个足以震慑后来者的时机。

吴振华律师的评价一针见血：“换壳不等于换监管。”注册地外迁不等于监管豁免，技术的研发地和实质归属不会因为你在新加坡注册了家公司就自动改变。游云庭律师则从技术角度指出了另一个死结——知识的本质是一旦分享就无法抹除。撤销交易后，钱可以退，人也可以不用，但 Meta 的工程师已经看过 Manus 的算法和技术架构了，怎么退？未来如果被核查出来继续使用这些技术细节，算窃取。

这个逻辑链条冷酷而清晰：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保护的不是单一技术或数据，而是关键领域控制权和国家整体能力安全。当一家在中国完成核心积累的公司，试图通过注册地变更、社交媒体清空、IP 屏蔽等操作完成“去中国化”，监管可以穿透这一切法律外壳，直抵技术的真实归属。

Manus 的故事其实是过去两年 AI Agent 创业史的一个缩影。

科技评论员李相阳有过一段很狠的判断：“Meta 从来不是来成就 Manus 的，而是来消化它的。”他列了一串名单：Inflection 被微软挖空核心团队、Character.AI 被谷歌掏走技术骨干、Adept 卖身亚马逊后名存实亡——过去两年 AI Agent 领域的巨头收编史，几乎就是一部独立公司的消亡史。

Manus 本来有望成为这个名单上最贵的一个名字。20 亿美元，超过绝大多数 AI 初创公司一辈子的估值天花板。而且别忘了，它的商业化数据其实相当亮眼——上线8个月年化收入突破 1.25 亿美元，处理超过 147 万亿 token，创建了超过 8000 万台虚拟计算机，它是从零做到年化收入破亿最快的初创企业之一。

这些数字在任何路演 PPT 上都会让投资人眼睛发亮。但在今天这个局面下，它们反而更像一种残酷的反讽：你明明做得足够好了，好到让扎克伯格亲自上门——但恰恰因为被认真对待，这笔交易才变成了废纸。

肖弘和他那支从 120 人裁到 40 人的团队，现在卡在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往回走，国内的市场和信任已经被自己亲手切断——清空中文社交媒体、屏蔽中国 IP、裁掉 80% 的国内员工，这些动作不是简单的公关失误，是烧桥。往前走，通往 Meta 的大门被一纸禁令焊死，而且焊得毫无商量的余地。

两边都回不去了。

更荒诞的是，Manus 当初被嘲讽的“套壳”标签，现在看起来恰恰成了它最值钱的资产。它不拥有大模型，却拥有比大模型更接近用户和商业化的 Agent 层。Kimi 和 DeepSeek 在 coding 领域发力，豆包推出了专攻操作手机的 Agent，OpenAI 和 Google 也在把大模型能力向 Agentic 方向推进——巨头围猎、国产斗艳，AI Agent 的战场早已血流成河。Manus 能在这样的格局里脱颖而出，本来已经证明了它的独特价值。

这个价值的核心，恰恰是那个被很多人忽视的控制层。基础模型是“大脑”，Agent 是“手脚”。

大脑再聪明，没有手脚就只能在服务器里做数学题。Meta 已经有了 Llama，为什么还要花 20 亿美元买一个“套壳”产品？因为扎克伯格需要的不是另一个模型，而是一个能把模型变成生产力、变成用户黏性、变成商业模式的操作系统。这个逻辑，和当年微软买 GitHub、谷歌买 DeepMind 本质上是一样的——买的不是代码，是那个位置。

2026 年春天回头看，Manus 至少重新标定了三条看不见的线。

最要紧的一条，是关于 AI 时代最敏感的资产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本能地想到模型参数、训练数据、算力集群。但 Manus 案暗示，真正敏感的可能是那个能调度人、数据、工具和业务流程的控制层——Agent 层。它不需要自己做大模型，却比大模型更接近操控一切的枢纽。Meta 要买的，表面上是肖弘和他的团队，实际上是那套能调度 147 万亿 token、操控 8000 万台虚拟计算机的整套本事。

另一条线，是那条被无数创业者惦记的”资本捷径”。在中国完成产品验证和技术积累，再换个海外壳，最后卖给美国巨头——这条路以前走得通。至少在 2025 年之前，没人觉得这是个结构性风险。Manus 之后，这条路的定价被彻底重写了。

还有一条线，关乎监管的耐心与射程。以前圈内有一种默契：动作够快、注册地换得够远、社交媒体清得够干净，就能在监管反应过来之前完成交割，生米煮成熟饭。Manus 案证明这个假设是错的。四个月的窗口期，对一场 20 亿美元的交易来说不算长，但对国家安全的审查尺度来说足够了。而且，饭煮熟了也可以要求你吐出来。

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变化。凯雷-徐工案的时代，审查主要盯着有形的工业资产——机床、厂房、市场份额。到了 AI 时代，资产早已无形化。模型参数可以存在云端，算法思想可以装在工程师的脑子里，用户数据可以瞬间同步到全球服务器。传统的“禁售资产”逻辑在这种技术面前显得笨拙。Manus 案的处理方式——穿透法律外壳、追溯技术归属、撤销已完成交易——是在测试一套新的监管语法。

中国信通院的许珊博士写过分析报告，用学术话说，就是这类案例在资本和治理上把总部和实控权往外搬，技术研发上把值钱的技术活动往新加坡堆。我们把它翻成大白话：Manus 不是第一个动这个心思的团队，但它是第一个被公开斩于马下的。这个“第一”的代价，就是那张 20 亿美元的废纸。

武汉的东北菜馆还在营业，光谷那间免租办公室大概已经换了新的挂牌公司。肖弘三十出头，有过意气风发的高光时刻，也有过喘不过气来的窒息时刻。他的故事还没有结局——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干净的结局。

Manus 官网上的那句话仍然没有撤下。“Manus 现已成为 Meta 的一部分。”

这话其实不算瞎说。它确实差一点就成了 Meta 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点距离，让所有在中国做 AI、又想着海外套现的创业者，今天必须重新想。那条路还在地图上。只是再走一趟，价码已经不同了。